从原始巫术到神判法，再到中世纪教会法以及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司法构建，以及近现代司法的演进无不印证着这样的发展规律。
但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因为道德教化具有重要作用就将之上升为与法治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治国理政方式是不正确和有害的。其次，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
这些规则主要包括：优先适用规则、协调适用规则、比例原则、程序制约规则。广泛而言，法律手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也包括对法律所创制的制度（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制度、行政复议和仲裁制度）、机制（如市场机制、监管机制、监督机制、解纷机制）、设施（如行政裁判所、人民调解中心、法庭）、程序（如行政程序、ADR程序）的运用、适用。例如，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各级政府推出对环境、资源和公民权益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应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公众和专家的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造成重大损失。据国土资源部《通报》公布，2010年上半年全国即发现违法批地用地行为3万件。只有这样，在组织、人事管理领域坚持给人治亮红灯，给法治开绿灯，才能促使我们整个国家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不断自觉培养和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
显然，前两种手段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较小，后两种手段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很大，相当于判该企业死刑。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法治思维 法律手段 。[34]参见（苏）阿布拉莫夫：《苏维埃民事诉讼》（上），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页216-217。
[16]《法国民法典》，马育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不过学说争论的表象之下往往也掩盖了作为前提的共识，目前大陆法系通常都是在国民与国家（代表国家的法院）之间要求裁判与接收裁判的意义上谈论诉权的。[99]王利明等，见前注[17]，页158。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完全继承了二元诉权说。
[48]参见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页256。[53]参见刘荣军，见前注[48]，页262。
一方面，诉权术语在国人观念中本来就与程序或起诉有关（我们将诉权消灭说理解为起诉权消灭说并非偶然），此时将这一概念中区分出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难免让人产生误解，或导致区分的困难。[6]《最新日本民法》，渠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而后者所谓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指向起诉的权利，而将权利得以强制执行称为实体意义上的诉权。[5]（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402。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民法作此种处理会使消灭时效效力的实际效果不同于其他国家。相反，二元诉权说可能加剧这两种错误的发生。(德）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96。在某种程度上，对胜诉权消灭说，我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被决定。
二、作为包装的二元诉权说一般认为，苏联的胜诉权消灭说直接源于其民事诉讼法理论的二元诉权说，而我国同时继承了胜诉权消灭说和二元诉权说。参见《苏俄民法典》(1922)，郑华译，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
在德国法上，当事人通过请求决定着法官审查的范围。[30]参见马原等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18。
[37]马原主编，见前注[2]，页165。[103]参见（俄）苏哈诺夫主编：《俄罗斯民法》（1），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435。[64]《朝鲜民法典》第268条规定：裁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即使当事人未主张民事时效利益，亦应适用时效。[30]这种观点应该是基于我国学者对《苏俄民法典》第87条的翻译而形成：诉讼时效在起诉前过期，是拒绝应诉的根据。在苏联学者眼中，诉讼时效可以保证民事法律关系的明确性和稳定性。[55]（苏）诺维茨基：《法律行为·诉讼时效》，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249、155。
当然，承认诉权的程序和公法属性，并不会也不可能否认其与实体的关联及其服务功能，实体法学者早已接受了诉权是私权通向公权力的桥梁[50]的观念。我们固然否定了作为核心特征的职权援用，但在表述方式或论证思维上，胜诉权消灭说的影子仍时有出现。
柳经纬主编：《民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72。（三）抗辩权发生说抗辩权发生说的典型立法例是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214条消灭时效完成后，债务人有拒绝给付的权利[25]已成经典表述。
[36]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页190。只有在受理以后，才能查明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是否存在能够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是否有可以延长时效期间的正当理由。
如有学者指出：抗辩权产生说，认为消灭时效届满后，权利人仍然享有起诉权，法院不能主动援用时效制度，也不能驳回权利人的起诉。第二，可以促使权利人早日行使权利。[7]其二，日本民法学对消灭时效和除斥期间虽都冠以权利消灭的效力表述，但真正称得上权利消灭的其实只是除斥期间，消灭时效则名不副实。[61]这是笔者对中国语境中证明责任概念使用现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参见霍海红：证明责任概念的分立论—基于中国语境的考察，《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页95-103。
反倒是被我们视为诉权消灭说典型代表的法国民法规定了时效完成这一债的消灭原因（《法国民法典》第1234条）。私人自治我们可以就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哪怕我们并不能就该问题的答案达成一致意见。
[95]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总则编》第234条规定：权利人于法定期间内继续地不行使其权利，期间届满后，义务人有权拒绝履行给付。二是坚持起诉权与胜诉权相区分的二元诉权说，该说构成了胜诉权消灭说的论证和表达框架，也是其名称的直接来源。
甚至，人们经常用说有没有诉讼权利或诉权，表示有还是没有权利。第2219条规定：时效，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时间，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方法。
但基于该权利，权利人仍然可以接受义务人的履行，并且时效届满不导致诉权的消灭，权利人仍然可以基于其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101]这表明，作为胜诉权消灭说之包装的二元诉权说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仍占有很大市场，普通人更是对胜诉权耳熟能详，胜诉权消灭说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做到实亡而名存。（苏）斯米尔诺夫等：《苏联民法》（上），黄良平、丁文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225。[33]苏联民事诉讼法理论保留了前两种涵义，逐步形成了后来通行的二元诉权说。
笔者完全赞同对诉权作程序和公权的理解，并试图指出，在反思二元诉权学说乃至胜诉权消灭说时我们应注意如下五个事实：第一，二元诉权说并非区分程序与实体、起诉与审理的有效途径。[35]胜诉权消灭说俨然构成了二元诉权说理论价值超越民事诉讼法学的经典例证。
[103]也许本文会遭受这样的质疑：既然法官职权援用时效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种做法已被规则明确否定，那么使用抗辩权发生说与使用胜诉权消灭说的表达，又有何差别呢？胜诉权消灭说的实亡而名存，又有何不可呢？不就是一种学说吗？的确，法官职权援用被否定后，最急迫的操作性问题已经解决，但这绝不意味着全部，别忘了我们只是确立了法国二百多年前、德国一百多年前就已确立的规则而已。[75]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页3-37。
我们对诉权消灭说的理论认识常常不是对法国法的体系性理解和追根溯源，而是在胜诉权消灭说框架下进行的想象。首先，胜诉权消灭而实体权利不消灭并非同一逻辑框架内推演的结果。
